汇率战无赢家？

华夏久久

全球经济复苏及再平衡的前景如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对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说，“最终问题是美国到底会怎样”。

　　2010年9月28日，IMF秋季年会前，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在华盛顿特区IMF总部采访了斯特劳斯-卡恩。他认为情况很可能会变好。

　　IMF在年会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而新兴市场则面临资本流入及货币升值。预计全球经济2010年和2011年将分别增长4.8%和4.2%，“与早先的预测基本一致，但下行风险依然严峻”。其间，发达国家增长率远远落后于新兴市场。

　　此时，又到了议论全球再平衡的重要时刻。美国国会众院通过法案，要对汇率低估国实施贸易报复，中国政府领导人发出不要参与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呼吁;持续通缩之中的日本将关键利率调低至接近零，而印度等新兴市场年内已数次加息;东亚、南美多国则开始干预外汇市场，竞相压低本币汇率。

　　汇率政策的摩擦已被提升到“战争”的地步。根源再次归结为失衡，危机后复苏的不平衡。IMF认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再平衡，“目前的进展都过于缓慢”。

　　这是我们对斯特劳斯-卡恩的第三次专访。第一次是2008年2月15日，他以IMF总裁身份首次访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正愈演愈烈且结果难料。第二次是2008年11月4日，距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足两个月，危机已升级为全球风险，并危及实体经济，各国决策者不但缺乏步调一致的有力行动，贸易保护主义却乘机泛起，世界经济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这一次，金融危机阴影渐散，欧洲主权债务市场经历了最动荡的时刻，而美国、欧元区及日本三大经济体复苏依旧疲弱，新兴市场则面临资本流入剧增，以及与此相伴的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升压力，一些国家基于国内外因素，正酝酿新一轮的经济、汇率干预或反制措施。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争执的最显眼目标和施压对象。

　　上一次，IMF媒体负责人的一项要求正是“提问不要涉及人民币”;这一次禁区已破，斯特劳斯-卡恩的声音不仅代表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更可能会影响各国未来政策实施的手段。

　　危机改变了IMF。斯特劳斯-卡恩领导下的改革，使IMF回到全球经济决策舞台的中心：它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一改传统贷款僵化缓慢的执行程序，为经济根基良好的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快速支持，使墨西哥、哥伦比亚、波兰最终无需启用贷款就平息了市场风波;在希腊债务危机中，IMF与欧盟携手，为欧元区提供1100亿欧元保障(IMF承担300亿欧元);在全球政策协调中，IMF又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为将来金融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再平衡出谋划策……其结果之一是，IMF持有的货币资源从危机之初捉襟见肘的2500亿美元猛增了3倍至万亿美元。

　　现在，斯特劳斯-卡恩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促成维系全球协调的态势，打压日渐高涨的货币战、贸易战情绪;考虑构建真正的“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框架”。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IMF是否能成为公正、可信的监督人、协调人、裁判员和执行者，更取决于其自身的改革进程，而这需要获得成员国的信任。若要实现理想规划，提高IMF合法性成为要务，斯特劳斯-卡恩的重担并没有减轻。下个月就是首尔G20峰会，要谋划未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和经济增长框架。

　　重要的是美国怎样

　　“美国仍有不确定性，至少还需要有三季度、四季度的更多信息来判断，但IMF还是比较乐观”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冰火两重天，货币、贸易等争端由此而生。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明年为6.4%，而发达国家今年仅增长2.7%，明年增速更可能降至2.2%。

全球经济复苏及再平衡的前景如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对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说，“最终问题是美国到底会怎样”。

　　2010年9月28日，IMF秋季年会前，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在华盛顿特区IMF总部采访了斯特劳斯-卡恩。他认为情况很可能会变好。

　　IMF在年会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而新兴市场则面临资本流入及货币升值。预计全球经济2010年和2011年将分别增长4.8%和4.2%，“与早先的预测基本一致，但下行风险依然严峻”。其间，发达国家增长率远远落后于新兴市场。

　　此时，又到了议论全球再平衡的重要时刻。美国国会众院通过法案，要对汇率低估国实施贸易报复，中国政府领导人发出不要参与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呼吁;持续通缩之中的日本将关键利率调低至接近零，而印度等新兴市场年内已数次加息;东亚、南美多国则开始干预外汇市场，竞相压低本币汇率。

　　汇率政策的摩擦已被提升到“战争”的地步。根源再次归结为失衡，危机后复苏的不平衡。IMF认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再平衡，“目前的进展都过于缓慢”。

　　这是我们对斯特劳斯-卡恩的第三次专访。第一次是2008年2月15日，他以IMF总裁身份首次访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正愈演愈烈且结果难料。第二次是2008年11月4日，距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足两个月，危机已升级为全球风险，并危及实体经济，各国决策者不但缺乏步调一致的有力行动，贸易保护主义却乘机泛起，世界经济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这一次，金融危机阴影渐散，欧洲主权债务市场经历了最动荡的时刻，而美国、欧元区及日本三大经济体复苏依旧疲弱，新兴市场则面临资本流入剧增，以及与此相伴的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升压力，一些国家基于国内外因素，正酝酿新一轮的经济、汇率干预或反制措施。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争执的最显眼目标和施压对象。

　　上一次，IMF媒体负责人的一项要求正是“提问不要涉及人民币”;这一次禁区已破，斯特劳斯-卡恩的声音不仅代表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更可能会影响各国未来政策实施的手段。

　　危机改变了IMF。斯特劳斯-卡恩领导下的改革，使IMF回到全球经济决策舞台的中心：它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一改传统贷款僵化缓慢的执行程序，为经济根基良好的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快速支持，使墨西哥、哥伦比亚、波兰最终无需启用贷款就平息了市场风波;在希腊债务危机中，IMF与欧盟携手，为欧元区提供1100亿欧元保障(IMF承担300亿欧元);在全球政策协调中，IMF又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为将来金融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再平衡出谋划策……其结果之一是，IMF持有的货币资源从危机之初捉襟见肘的2500亿美元猛增了3倍至万亿美元。

　　现在，斯特劳斯-卡恩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促成维系全球协调的态势，打压日渐高涨的货币战、贸易战情绪;考虑构建真正的“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框架”。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IMF是否能成为公正、可信的监督人、协调人、裁判员和执行者，更取决于其自身的改革进程，而这需要获得成员国的信任。若要实现理想规划，提高IMF合法性成为要务，斯特劳斯-卡恩的重担并没有减轻。下个月就是首尔G20峰会，要谋划未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和经济增长框架。

　　重要的是美国怎样

　　“美国仍有不确定性，至少还需要有三季度、四季度的更多信息来判断，但IMF还是比较乐观”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冰火两重天，货币、贸易等争端由此而生。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明年为6.4%，而发达国家今年仅增长2.7%，明年增速更可能降至2.2%。

货币争论可能掩盖结构问题

　　“协调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能指望由别人来解决你自己必须解决的结构问题”

　　正如斯特劳斯-卡恩所说，随着危机大体过去，各国逐渐回到将重点瞄向本国的政治需要，全球政策协调的动力正在减弱。近日美国报端频现“贸易战”“货币战”字眼，这为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的“大比分”通过了HR2378《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又称“莱恩-莫菲”法案)，它旨在促使美国商务部在确定贸易伙伴国存在汇率低估，并对本国行业构成事实性损害后，可实施反补贴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正是法案的头号标靶。

　　虽然在今年内形成立法的可能性较低，但美国政府势必承受更多来自各行业及民众的压力。众院版草案规定，美国商务部在决定反补贴救济措施水平时，要参考IMF的方法论与结论，这又将IMF推至聚光灯下。

　　好在磋商的大门并未锁住。正如不少支持法案的美国议员所说，目的在于推动变革而非制裁。

　　最佳佐证之一，即为众院最终版本语调略有软化，由最初的(确定存在低估后)“要求”商务部采取措施，变为“有权”行动。即使确认整体币值低估，美国行业、企业还要独自申请，逐案审理。

　　无独有偶。面临总统大选压力，为应对雷亚尔在过去一年间升值超过30%，巴西于10月4日将外资的金融交易税从之前的2%提高至4%。此前，日本政府在9月对外汇市场实施六年多以来的首次干预，抛售2万亿日元。而市场参与者猜测，除巴西、日本外，东亚、东南亚及南美的多国央行现在都在干预汇市。

　　在一些发达国家看来，外汇干预甚至“汇率操纵”，正是刺激本国超前消费、逆差堆积、失业上升的一大祸首;而新兴市场则会认为，富国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及不断印钞，带来了热钱、资产泡沫和通胀。

　　对此，IMF如何作出评判?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又当如何阻止货币战、贸易战?斯特劳斯-卡恩自然转到了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并且继续寻找一种全球方案。

　　财新-《新世纪》：美欧持续数量型放松政策，有人说也就是不断印钱，给新兴市场带来很大麻烦，这是不是再平衡的一大障碍?

　　斯特劳斯-卡恩：我相信美欧会反过来说，中国政策也让他们头疼。这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解决的。诚然，各国有自己的主权，有权利也有意愿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但很显然，进行经济政策协调，避免你的政策伤害到你的邻居，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所以IMF才一再重复，认为人民币仍然是低估的，正确的方向是币值重估。这不仅为了世界经济，更是为了中国自身。

　　自从中国政府选择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人民币币值重估正与这个新目标相一致，因为它会有助于控制通胀、支持居民购买力增加，益处良多。但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人民币升值步子应该可以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

　　但另一方面，人民币重估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答案。这只是全球政策中需要做的一部分，有它一个角色，但只是部分角色。

　　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实现政策协调。比如，非常有趣的是，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美国的逆差却没降下来。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把中国顺差下降的那一部分补上了，也就是说中国顺差下降不足以盖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逆差。

　　这些都是我们要在G20峰会上解决的核心问题。G20合作是我们成功地避免更大危机的最重要途径。现在的风险是，危机逐渐过去，大多数国家会回过头来只考虑自己的内部问题，忘了协调的好处。这是不应该的。

　　每个人都得做自己的工作。中国要做的是调整增长模式。我承认这是个非常难的工作，必然是要经过漫长的时期，才能解决诸多问题。我们不该催中国，但希望要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其他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