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菜刀队”
一份治安情况报告,摊在唐山市公安局长的办公桌上: “……今年二月份以来,各类案件的发案率逐月上升,到六、七月份,上升幅度更大……” 这短短的几行字后面,包容着多么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啊! 一九八三年的六、七月间,唐山市人民就像重新遇到了地震那样惶惶不安。一百多万人口的唐山市居然出现了六股穷凶极恶的“菜刀队”。这帮八十年代的“蒋门神”、“镇关西”,成了唐山人民的心腹之患。唐山大地,记载着他们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一辆行驶着的公共汽车上,两个流里流气的家伙无端向两名解放军战士撒起野来。战士刘福云据理斥责,那两个家伙就恶狠狠地说:“好小子,下车见。” 年轻的战士哪里知道,这是两个残暴成性的“菜刀队”成员,一个是南方“菜刀队”头子刘洪明,一个是“菜刀队”骨干、劳改释放犯“花狸豹”。车停了,两名战士在机器厂下了车。突然“恶狗”扑了上来,抽出菜刀,照着刘福云的肩膀就是两刀。顿时,战士的肩膀鲜血淋淋,凶手扬长而去。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一位男青年去接下夜班的姐姐。只迟到了两分钟,就见姐姐被几个手持菜刀的歹徒用毛巾堵住了嘴巴截走,……弟弟不顾一切地呼喊:“救人哪,快救人哪!”呼救声撕破了夜空,歹徒吓得匆匆而逃。弟弟急步上前,扶起瘫倒在地上的姐姐哭着说:“都怪我不好,姐姐,是我晚来一步,我去追他们!……”姐姐忙一把拉住弟弟惊恐地说:“可不能去呀!他们是‘菜刀队’的!”说完,姐弟俩抱头痛哭。 ——在五三粮站附近的农贸市场,“菜刀队”骨干冯保新等一伙人摘下草帽往卖鸡蛋的跟前一扔,很快,四帽壳装满了鸡蛋,他们提起就走。卖主刚一说“钱”字,脖子上就横上了一把冰凉的菜刀…… 唐山,是一座曾遭到过严重地震摧残的城市。但是,大自然的暴戾并没有使英雄的唐山儿女屈服。他们从废墟中挺起,毅然担负起建设新唐山的重任;各地人民向他们伸出了兄弟般援助的臂膀。然而,胡作非为的“菜刀队”也向这些臂膀伸出了罪恶的砍刀! 邯郸地区援建新唐山的一支施工队,多次遭到绰号“二号”、“铁哥们儿”的袭击,施工器材被盗抢一空,队里的工人也被“菜刀队”砍伤……不得已全队七十名援建工人在暴徒们“放血”、“要钱”的狂叫声中,拿起用作自卫的镐把、锨把,扔下正在施工的工程,挥泪离去。临行,他们用白灰在断墙上写道:“再见了,唐山人,我们一定要回来!”“菜刀队”赶走的岂止是一个援建唐山的施工队,而是对整个唐山经济建设的犯罪! “菜刀队”内部还经常爆发“内战”,常常打得瓦砾横飞、鸡犬不宁,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的破坏。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林西矿内发生了一场几十人参加的大型斗殴。交战双方是东西工房的两股“菜刀队”。西队头子张昌明纠合十员干将,以探伤员为名,到东工房寻衅。双方先在矿外狭路上打了一场遭遇战,后又转入林西矿东门内。这伙暴徒从正在施工的工人手中抢走铁锹、撬棍,大打出手。张昌明一伙爬上矿事业科的平房,揭瓦砸向对方,东队捡起瓦片反击,一时瓦片纷飞…… 落日黄昏,“战火”平熄,矿事业科的平房上,几乎片瓦无存。由于这场野蛮的“游戏”,造成矿区停工停产达四个小时之久。交通为之堵塞,损失巨大。 在一家饭馆里,几个“菜刀队”成员为争一把凳子,交起手来,一旁的顾客也被打得头骨凹陷,送进了医院。歹徒们还追到病床边,向受害者逼讨“打人的手工钱”,硬是抢走了受害者的手表!多么蛮横,多么凶恶! “菜刀队”不仅横行乡里,涂炭无辜,而且还祸水横流,四处造孽。在北戴河海滨,在迁安桥头,在滦县集市,在他们涉足的每一个地方,寻衅作恶,胡作非为。他们就像一股淌久了的污水,流到哪里,臭到哪里! 难道真的没人敢招惹他们,同他们的恶行进行斗争吗?当然并非如此! 一次,几个狗男女半夜三更还在楼上跳摇摆舞,刺耳的音乐夹着狂乱的舞步,搅得四邻不安。气愤之下,邻居的一个军属严厉斥责了他们几句。第二天,这座楼楼顶上的所有电视天线被一扫而光…… 在路上,有一个老人瞟了他们一眼,仅仅说了一句他们“穿的喇叭裤像扫地风一样”,立时遭到一顿围打…… 对他们的横行不法,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呵! “菜刀队”如此猖狂,如此嚣张,我们身穿警服,头戴国徽的公安干警在干什么呢?他们竟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不!他们没有忘记自己肩头的重任,而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和“菜刀队”进行斗争。但是,斗争是艰难曲折的。 忍无可忍
林西派出所所长龚振山,五十来岁,戴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乍一见面,要不是穿了一身警服,让人看了倒像一个老花匠。他何尝不想当一个帮教劣迹青年的“花匠”呢?为扭转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好帮教挽救工作,首先想到了违法青年李敬臣。 李敬臣,二十二岁,其母因流氓罪判刑八年,当时正在劳改;其父长年流窜在外,吃喝嫖赌不着家。这不争气的父母,使李敬臣自小成了一个浪迹街头的弃儿,很早就染上了偷摸、调戏妇女等恶习,沿着犯罪的道路越滑越远。 龚所长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叩开了李敬臣的家门。这哪里像个家呀,还不如狗窝。床上摊着一堆破棉絮,发出油腻的亮光;脚底下,尽是些燃尽的烟头、火柴棍。房顶飘拂着一串串塔灰,墙角布着一张张蜘蛛网。再看李敬臣,污首垢面,头发长得像个疯女人。 “小李子,为啥不让自己干净些,让屋子利落些呢?”龚所长皱了皱眉头,决心从改变他的生活入手。 说办就办。龚所长找街道,跑办事处,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又说服有关人员从治保人员苦巴苦业几个月的看车费中提出一部分钱来,给他添置了铺盖、新衣;还专门派人帮他收拾屋子。 人们满以为这样可以稳住他那颗狂荡无羁的心,使他走上正路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李敬臣有了工作有了钱,同狐朋狗友鬼混得更火热了。一个月的工资,几天就挥霍干净,然后,又和同伙去偷去摸。 龚所长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他却如东风过牛耳,脑袋甩得像个拨浪鼓,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老龚不死心,又和干警们把派出所盖的简易房挤出一间来,打扫干净,摆上暖壶桌椅,让李敬臣搬来住;老龚还亲自托人说情,在离派出所最近的南四街道食堂给他联系了吃饭的地方,只收成本,不加利润,顿顿吃得便宜热乎;为了帮他安排生活,老龚从李敬臣每月工资中拿出十元钱代他存入银行,预备将来好为他安家娶媳妇。 在所长的带领下,其他干警也有空就到他屋里坐坐,同他促膝谈心,讲新中国青年应有的道德,讲违法犯罪的危险性,讲闪光的革命理想,讲先进人物的成长过程……在那些日子里,李敬臣没出什么大事。但好景不长,正当干警们商量着如何让这块顽石点头的时候,李敬臣却又拿着工资,穿着新衣大肆犯罪,先后强奸多名妇女。 在林西派出所境内,还有一个外号叫“毒瘤”的违法青年。其父朴实忠厚,是个老工人;母亲操持家务,善良贤惠;七个姐姐都有工作,也都很正派。可他却吃、喝、嫖、赌、偷,五毒俱全。为了医治这个“毒瘤”,派出所指导员阎庆友一个星期上门三次,常常从深夜谈到凌晨。但是“毒瘤”没有萎缩,反而扩散了,案子越作越大。气得他三姐朱满华不得不代表全家到公安局请求说:“求求你们,快把他劳改了吧!我们姐儿七个出钱,关他一辈子都行,我妈都气成心脏病了……” 朱满华的话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对李敬臣和“毒瘤”这样的人我们的干警做到了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可为什么无济于事呢? 林西派出所的干警们仿佛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而搜寻答案的又岂止一个林西派出所? 是癌就得及早根除,否则就会扩散。我们是不是太软了? 是的,由于我们没有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专政职能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治理,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因而不仅防范、改造收效甚微,而且客观上使刑事犯罪活动有增无已。我们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正确的,对犯罪分子进行感化、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打击,感化只能是一句空话,也不会使综合治理产生应有的作用;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到后来就连瓢也按不下去。 四月三日夜,唐山市公安局派出庞大的工作组进驻了东矿区,配合分局的干警采取了突然行动。一夜之间,宛如秋风扫落叶,将三股“菜刀队”及其他团伙的四十三名头子、骨干,全部拘捕。 “公安在东矿下手了!”天一放亮,消息不胫而走。唐山市区五十里方圆的街头巷尾,人们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嘿,神了,东矿区抓了‘菜刀队’!” “咱这儿也快了,坏小子们等着挨收拾吧!” ……群众挺起了腰杆,犯罪分子蜷缩一隅,市内治安出现了转机。 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唐山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上,代表们,特别是来自东矿的代表,欢欣鼓舞,讲述着“菜刀队”被公安局抓捕的新闻。市政协委员王志同在会上伸着大拇指高声叫好。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犯罪分子的家属也开始四处“告状”,人大、政法委、检察院,一切能管公安的地方他们都给参了一本;同时又私下里托门子、找关系。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来自各方面的因素,使“菜刀队”的四十三名犯罪分子中,居然有三十六名免予追究刑事责任;被判劳教的十三个人,送到劳教所后又被退回来几个;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几天后又被陆续取保释放了;有的罪犯仅被罚了点款。 人们竖起的大拇指又重新窝进了拳头里。总之,人们重又变得担惊受怕起来。 刑警队的打击曾经使“菜刀队”成员心惊胆战,不得不有所收敛,而这一放虎归山,就使他们根本无所顾忌了。犯罪的欲火,混合着复仇的心理,使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一时间,气焰嚣张得无以复加! 那是一个暮春之夜。为工作奔波了一天的龚所长刚刚入睡……猛然间,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撼动了整个矿山。龚所长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出了什么事?地震?可灯线纹丝不动;开山放炮?附近采石场从不夜间作业。是爆炸!”他马上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快!”他立即带了几名同志冲出了派出所。 居民骚动起来了。孩子哭,大人叫,老头、老太太们就象碰到地震一样,惊恐地探身门外,在迷茫的夜色里,只见身穿白色制服的民警匆匆而过。 跑着,跑着,老龚的心开始收缩了,浑身的热血涨得滚烫…… “老龚!这是……你的家!” “花匠”的家里,爆炸的气浪把整个窗户抛到几米远的地方,玻璃碴子象弹片一样飞得满屋都是;离爆炸点最近的大儿子,直挺挺地倒在床上,昏迷不醒……妻子坐在床边,伤心地哭泣着;小儿子瞪大眼睛,惊恐未定。“花匠”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着,然后又缓缓地戴上,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面对这一切,龚振山同志仿佛感到有一扇沉重的磨盘压在身上。他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家人说: “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没啥了不起,让他们来吧!都来吧!” 这位干了三十多年公安工作的派出所长,面对这丧心病狂的报复,不但没有半点惧怕,反而平添一股威势:“他们炸我,不就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克星吗?!……这个克星我当定了!” 事隔两个月后,这个案子还没有处理,龚振山的下属朱文高又被停职反省了。 那还是十一个月以前的一个中午,小朱正在所里值班。忽然,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跑进派出所,躲到他的身后,战战兢兢地说:“民警同志,快救救我吧,有坏人……” 不等小朱问明情况,只见闯进来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瞪着恶狠狠的眼睛,绕过小朱,一把抓住那少女的头发就打。小朱一看,来者是管段内保外就医的劳教分子赵海泉。 “住手!”小朱火冒三丈,上去一扛膀子,撞开赵海泉:“姓赵的,你欺人太甚了!竟敢跑到派出所来耍流氓。” 赵海泉把腰一叉:“她是我对象,管得着吗!有本事再教养我三年。” “不,我不认识他,是他在饭馆里缠着我。”少女哭诉着。 “青天白日,你太没王法了。” “她是你老婆怎么着,那么上心!”赵海泉一副蛮不讲理的流氓恶棍相。 依照法律,赵海泉已构成了流氓犯罪,被决定送去劳教十一个月。十一个月过去了,赵海泉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了。他一进派出所便破口大骂:“姓朱的小子,现在老子和你一样了,也是合法公民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以后,隔三差五,赵海泉便到派出所门前骂阵,口吐脏话,不堪入耳。 每一次,小朱都气得浑身发抖,但最后都不得不忍气吞声憋住了。 赵海泉这个流氓则蹬着鼻子上脸,错认为现在警察“稍息”了,越发肆无忌惮。一天,竟然领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闯到小朱家里胡闹,迎头碰上小朱,挥拳便打。小朱忍无可忍,朝天鸣枪警告。 龚振山带着两个民警循着枪声赶到现场,探明情况,一声令下,立时给赵海泉铐上手铐。赵海泉就象一条疯狗,逮谁咬谁,发疯般地向龚所长狂喊:“姓龚的老儿,我和你不共戴天!你挨了炸我还没给你道喜呢。可惜我不知道谁炸的,要是知道喽,我拿他当祖宗供着。”他走一路骂一路,冷不丁挣脱民警的押解,抡圆铐子朝身后的小朱猛劲砸去,妄图行凶夺路而逃。小朱出于自卫,照着赵海泉的腿部就是一枪。子弹擦伤了他的小腿,总算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然而,这一枪,给小朱却带来了新的苦恼。 小朱被停职反省了。赵海泉仍不善罢甘休,四处扬言“跟小朱子没完”。为避免扩大事态,所领导只得让小朱夫妇搬进派出所住。 一个星期后,派出所指导员阎庆友被召到了分局。分局领导传达说,上级来电话,要求尽快拿出对朱文高的处理意见。 阎指导员坐不住了,他心情沉重地说: “今年以来,我们所十二名同志有三个挨了犯罪分子的打,五十多岁的龚所长被炸得无处存身,朱文高有家不能归……为什么不去惩罚犯罪分子?现在群众怨我们,犯罪分子恨我们,可为什么我们老是给自己找不是,念紧箍咒?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是我无能……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日夜拼命工作而又抬不起头来的同志们!你们要处分,就先处分我吧!……”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呜呜地痛哭起来。 滚烫的泪水顺着他的指缝流淌着,冲刷着干警心中的憋屈! 经过梦魇似的十年,苏醒的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国家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民主与法制在不断完善……一切是新鲜的,甚至是陌生的。而有些人,由于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绝对化,无形中成了工作中的羁绊,使下面的同志很难办事。 分局领导被阎庆友感动了,在回复上级的报告中说:朱文高同志开枪属于正当防卫……上级默认了这份报告对朱文高同志的结论。 种种打击、挫折、困难并没有使林西派出所的干警沮丧,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那个被群众誉为“炸不垮的派出所所长”龚振山,根据“菜刀队”头子王宝善的罪行,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据理力争,经过一个半月的周折,劳教所终于同意收留这个恶棍了。 分局干警、林西矿公安分处干部,以及两个武装民警,一行七人,在街道干部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王宝善家。群众听到警笛声,雀跃欢呼,纷纷前来助威;也有些王宝善的小兄弟赶来观风。 “劳教?没门!”王宝善又臭又硬拒不签字,其兄大喊:“谁要带走他,我就豁出去不活了……” 怎么办?铐,铐不得;说服教育,不听……告急电话一下子打到了分局。 “无法无天!”分局副局长王朝新立即带领十几人赶到现场,准备强制执行,王宝善的父亲王兴一下钻到警车底下,大叫:“我今天就死这儿了!” 王母挥舞歪头拐杖把住门口,也喊:“谁敢进我的家门,我就打他王八×的。” 那些混在群众中的王宝善的小兄弟趁机起哄,“噢噢”乱叫,甚至往执勤干警身上扔烟头、吐唾沫…… 再度告急,电话打到市局,回答是: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激化矛盾。 于是,干警们从下午一点半,一直“说服教育”到太阳偏西,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王家十来口成员,个个撒泼放刁。其兄王宝俊还怪声怪气地比划着说:“少在这儿念经吧,我们不吃那一套!” 几个分局长一起紧急研究了一下,决定最后请示上级,强制执行,阻挡者以妨碍执行公务论处。 谁知,意见被驳回了。忠于职守的干警和对“菜刀队”头子早就义愤填膺的群众,顿时象被迎头泼了一盆凉水。 “撤!”王朝新气不打一处来,心里一阵绞痛。 “撤,没门儿!”王宝善把门一关,将三个正在说服教育他的民警反锁在屋里。“进来容易出去难,我这大门不是给狗们修的!” 耻辱啊!围观的人群中,正直的群众气往肚里憋,王宝善的小兄弟们则更加狂妄…… 龚振山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吃晚饭的时候,儿子讲起了这个传遍东矿区的“神话”: “……你们去了五六十人,四五辆警车,连个王宝善也抓不来,纯粹是饭桶,是……” “砰”,没等儿子讲完,“花匠”把饭碗往桌上一冲,呼地站了起来。儿子一看不妙,撒腿朝门外就跑;老子一步跨出,顺手抄起门边一把铁锹,照着奔逃的儿子就要砍去……邻居们闻声拥出,拦住了龚振山。 人们陆续散去后,院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月光清冷如水,他只觉得眼镜片渐渐变得模糊了。 窝囊,太窝囊了! 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窝囊过? 五十年代,镇压反gm,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公安干警威风凛凛窝囊过吗? 十年浩劫,公检法被砸烂。东矿分局一百七十名干警,除十七人留用外,全部被赶出公安机关。有的去卖煤,被人称为“黑人、黑线、卖黑煤,长着一副黑心肝”;有的被赶到砖窑干活,被骂成“出了窑的坯子,回炉也烧不出样来”;还有的进了监狱,自己经手法办的犯罪分子成了监号组长;有的人含冤死去,孩子被人骂作“狗崽子”……粉碎“四人帮”后,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向他们征求意见,一百多人几乎一个要求:还干公安!我们的干警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哪里有半点窝囊?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的干警们从废墟中爬起来,面对死亡的亲人,倒塌的房屋,没有沉浸于个人的悲痛中,而是首先寻找自己的岗位和组织,奔赴战斗第一线。有一个派出所指导员刚一苏醒,就丢下老母的尸体和受伤的孩子,赤脚跑到党委请求任务。分局有个股长,从瓦砾中挣扎起来后,除了一顶帽子什么都没找到,便穿着裤衩,头戴着大沿帽,跑到桥头组织群众疏散……群众在云飞灰扬中看到闪闪发亮的国徽,心里就感到格外踏实:党还在,政府还在,我们的后盾——公安机关还在。可见,我们的人民公安战士是和光荣、尊严联系在一起的,不该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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